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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允许船长在中国法院控告日本非法扣押

2010年9月26日 没有评论

在中国总理温家宝参加纽约联合国会议,发出钓鱼岛风波以来中国高层公开谴责日本的呼声,以及拒绝会见日相菅直人之后,日方态度突然转弯,日本那霸地方检察厅24日决定放还被其非法扣押的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放还的理由是:“考虑到了对日本国民的影响以及今后的日中关系”,不过,为了掩饰突然转弯的尴尬,那霸地方检察厅称,将以“保留处分”的形式放还詹其雄。

为何放人?很简单,中方政府的“间接施压”发生了直接效果,主要体现在:停止了人员交流,不顾损失展开了经贸“制裁”,甚至于逮捕了“违法的日本公民”等,这些举措导致日本国内“举国一致”的舆论发生了变化。但从国际舆论的角度来看,日本软化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事件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怒,虽然两岸三地的保钓活动在政府的约束之下,难以大规模展开,但海外华人全球规模的保钓活动已经风起云涌,这对日本产生的国际压力难以估计,更为严重的是,在美国副总统拜登发言相挺日本,称中美关系必须经过东京之后,让北京猛醒,认识到要使钓鱼台风波解开死结,中国需走华盛顿的“门路”,温家宝奥巴马会谈就是开始,日本体认到,如果中国不计代价,与美国修好,让美国在钓鱼台风波上改变立场,那日本的“钓鱼台领土之说”便可能土崩瓦解,事实上,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罕见撰文,称从日本古地图来看,钓鱼岛就是中国领土,美国不会为几个荒岛,与中国展开核战争,这样的呼声,比中国外交部的照会更加管用,日本无法充耳不闻。

问题是,日本宣布放人,是否就是中国的胜利?恐怕不是。

首先,宣布放人的是那霸地方检察厅,是原来准备“司法起诉”中国船长的单位,而非日本政府,这印证了日本政府的一贯主张,一切听从国内法的行事。不仅如此,从国际公关的角度来看,一个地方的司法机构,尚可考虑对日本国民的影响和中日关系大局,显示的是日本的司法文明。

第二,日本通过这次扣留,已经启动国内法,彰显钓鱼台主权,放人之际,也没有承认非法扣留,钓鱼台领土主权的争议,没有丝毫让步,唯一就是给了中国政府“最后的面子”。

第三,日本民主党通过此次风波,扭转了日美关系,转移了冲绳驻军问题上日本民众对民主党政府的压力,更为自卫队的扩军找到了充分理由。而民主党的“明日之星”——外长前原诚司一举成名,宛如小泉时代的安倍晋三在对待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持强硬姿态而获得后来成为首相的资本。

如果钓鱼岛风波就此落幕,中国沾沾自喜,以为打了大胜仗,随后回到常态,一方面压制民间保钓,一方面放任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管辖权,那么,这一场风波的结果,中国还是输家。因为谁都知道,中国船长总会回来,“无条件释放”其实是一句空话,而钓鱼岛并没有回来。中国为了一个船长,大动干戈,而钓鱼岛领土则视而不见,在某种程度上会增加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不理性”的印象,中国威胁论难以消除。

中国应该怎么办?

包机接回船长,这其实只是第一步,如果中国认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船长是被非法扣押,那么,应该允许船长在中国法院打官司,控告日本非法扣押期间对他和家人造成的损害,要求日本进行赔偿,中国的司法系统敢不敢接这个案子,考验中国对钓鱼台领土主权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司法之战,也是国际社会喜闻乐见的解决争端的最好的途径、最理性的途径,因而最符合普世价值。以一场司法战开启中国拿回钓鱼岛主权的契机,才可以让中国从“输”走向“赢”,也让国际社会感受中国“以法治国”的诚意,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丁果

其实,背景很简单,在多年以前,卑劣的美国将钓鱼岛转交给肮脏的日本实际控制(美国佬不仅卑劣,而且非常奸诈),已经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韦斯特加注

很多美国人和韩国人悄悄告诉我,绝大多数日本人事吃屎长大的,没有记性,只剩下劣根性,鼓吹愚昧的武士道精神,看来所言甚是。

威而不霸

2010年9月26日 没有评论

中日钓岛撞船,在双方你来我往交锋半个月之久后,终于以日方放人暂告一个段落。就在放人的前一天,事态还在朝着更加严峻的方向发展,面对中国高压,日本没有丝毫妥协迹象。晚间,中国以擅闯军事禁区非法录像的名义,扣查了4名日本人。就在短短的一夜过后,日本的态度突然大转弯,宣布释放中国船长詹其雄。

较量只是暂告段落

是日本对中国妥协了吗?或者,是中国外交取得了对日本的“又一次胜利”吗?面对即将归来的詹其雄,西蒙周并无一丝高兴的心情。詹其雄回来是早晚的事情,要回船长也不代表事情一了百了。重要的是,日本利用此次撞船事件,达到了它想要达到的目的:向国际社会明确宣示了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事实上的控制权和领土主权。在达到目的的前提下,何时放人的主动权就完全操控在日本手中。在事态已扩散至经济文化等层面,且两国总理也明确表态后,日本政府选择了转向放人,既给了中国一点面子,也顺势给自己解了套。

所以,詹其雄归来,只意味着中日之间一场外交较量的第一段落暂告结束,日本赢了实在的里子,而中国只赢了虚浮的面子。面对这场30多年来少见的极端事件,中国外交需要进行全方位反思。无论是“韬光养晦”,还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通过此次事件深思开去就会发现,中国外交一直奉行的这些基本原则和思路,已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

日本此次所以敢于采取迥别以往的处理方式,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它完全忽略或有意忘记了中日之间曾经达成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所以,它悍然以日本国内法的名义逮捕了詹其雄。这既是对曾有共识的背叛,也是对中国的公然挑衅,更是一次针对中国外交基本思路的实践检验。而检验的结果很不幸,尽管中国方面为此共识背负了国内沉重的压力,但落实到行动上,日本反馈回来的,就是事实上的不承认。

道德信用无济于事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出发点无疑是与人为善的,但面对类似日本这样的国家,仅仅依靠道德信用作为执行力的基础,则无异于自欺欺人。谁都知道当年日本是如何一方面忽悠美国,另方面又磨刀霍霍,并最终将珍珠港炸得稀巴烂,对待这样的国家,更应该学习美国的做法:依靠强权改其宪法去其军队,并将其彻底制服。当然,中国不是美国,也没有美国的实力,和平年代更无这样做的必要。但中国遇事一味缩头,客观上造成软弱可欺的形象,由此,“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失去了平衡基础。要落实这样的共识,最为需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势而不欺负别人的政府,更要有一个能确保言而有信、信而能行的威而不霸的外交方针。

邓小平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为中国外交确定了“韬光养晦”的基本原则,当时,中国国力尚弱,需要在夹缝中为自己求得发展空间,所以,中国需要“敛藏光彩”和“收敛锋芒”。世异时移,在中国GDP跃升为世界第二后,“光彩”和“锋芒”无论怎样也无法再“敛藏”。中国的客观存在,已被别人视为威胁,在别人寻求反制而自己又一味示弱的情况下,只能被别人当作“老实人好欺负”。

是否转型尚待观察

此次的撞船事件,日本为中国外交敲响了警钟:仅仅与人为善,除了能证明自己的善良外,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要落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需要建立一整套确保具有执行力的机制,这包括,如果有人单方面撕毁协议背叛共识,中国在外交、法律、经济、军事等层面如何进行反制,要让对方付出代价买个明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有底线不能触及的,是必须不折不扣执行的。所以,詹其雄归来,并不意味事件的结束,中国仍需要对日本保持一定力度的反制,必须得让日本付出代价清醒过来。这样做的意义在于,避免日本再蹈覆辙,避免南海诸国有样学样。

中国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有据有理有力,反应层层推进,反制级级加码,一改以往软弱可欺的形象,有了点怒而生威、威而不霸的意思。在疏导民情民意方面,更是煞费苦心,做到了既有疏又有导,避免了擦枪走火,确保了事件能在外交层面得到初步解决。这一切,是否意味中国外交政策开始转型,尚需时间观察。

路透博客: 西蒙周/文 作者现任香港商报副总编辑

分类: 百家争鸣, 韦氏观察 标签:

湖南大户表态支持黄光裕

2010年9月21日 2 条评论

欧阳雪初,湖南常德人,被业界称为“最神秘职业投资家”,在中国资本市场,一直以深藏不露和长袖善舞著称。

9月20日下午5时,国美“黄陈之争”将见分晓的前一周, 欧阳雪初在长沙宣布:9月14日至16日3个交易日,他联合另两位湖南投资人,狂扫了一亿股国美股票。

“作为资深职业投资人,我早过了幼稚和冲动的年龄,也与黄光裕无任何利益纠葛,我买股票是为了支持黄光裕,并看好黄光裕给国美和投资者带来长线价值。”面对记者,一贯冷静理智的欧阳雪初有些激动:“国美目前的局面让我忧郁和不安,如果这次陈晓胜出,国美将永无宁日,而国外资本对国内成长性民族优势企业的渗透与控制,将会进一步加剧,这是极度危险的。”

“没错,现在,我就像一个愤青。”欧阳雪初说。

1.“黄光裕的胜出符合投资者的利益诉求”

当然,这种“责任”支持,也不足以让职业投资人欧阳雪初砸下上亿资金,他下重注的另一个原因是,“黄光裕的胜出,至少拉动国美股价上升30%,这符合我作为投资者的利益诉求。”

欧阳雪初分析:黄光裕一旦胜出,必将彻底结束此次沸沸扬扬的股权争端。在国美“内乱”之前,恒生指数26000点附近时,国美股价2.8港元,后一度下挫至2.1港元,现价2.4港元左右。一旦结束争端,股价必将恢复性上涨,回到甚至超过2.8港元的价位。

此外,黄光裕获胜,还有400家非上市门店资产注入预期,“诸多利好,刺激股价上涨30%,价格顺势冲破3元,并不过分。”欧阳雪初说。

很多人担心两点会导致资产注入失败:一是可能遭商务部否决;二是国美非上市门店目前的资产财务状况。

欧阳雪初认为不必“多虑”:首先,只要中方控股权不丧失,商务部没必要对资产注入设置障碍;其次,非上市资产注入,一般都是以盈利能力作价,400家门店约200亿的销售,净利润率以4%计算,就有8个亿的利润,按10倍市盈率计算,增发40亿股,现有股本将扩张20%,盈利规模则扩张了40%,“何乐而不为”。

2. “国外资本图谋控制民族优势企业”

如果万一陈晓胜出,他必将最大化本身利益,与黄氏资本的内斗必将迁延日久,国美很难安定发展,资产注入也无从说起。“也就是说,陈晓出局,最符合投资人利益”,欧阳雪初说。

既然,黄光裕胜出最符合投资人利益,贝恩、大摩、小摩等国外机构股东为什么要站在陈晓一边做“亏本生意”?

欧阳雪初说,不外乎两个原因。

其一是,投行与陈晓利益捆绑,可获得更大利益,按国际惯例,有价值的成长性企业,公司控制权股份转让,可以有50%-150%的溢价;其次,国美是中国在家电领域具有话语权和议价权的战略性企业,国外资本一旦掌控国美,不只是控制了国美10多万员工,更是控制了上游数百万产业工人,乃至中国家电产业命脉。

欧阳雪初认为,“一旦外国资本成功掌控国美,将会把中国家电产业玩弄于股掌之中”。

他认为,近年来,国外资本对中国新兴行业特别是有巨大上升空间的企业一直积极渗透,并谋夺控制权,此前的娃哈哈、汇源争夺战,包括最近阿里巴巴、国美股权之争,无不反映出外国资本日益膨胀的“控制欲”。

欧阳雪初说,为保住中国优势民族企业的主导权,“作为中国公民,我现在必须站出来呼吁”。

3. “维护基本的传统道德和商业文明底线”

“国美的事情现在很热闹,其实任何一个热闹现象的背后,必然有其深刻的本质反应”,欧阳雪初认为,如果陈晓赢了,则代表中国传统道德和商业基本秩序的丧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千年古训,另,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产生的委托代理机制,其核心便是信托责任。信托关系一旦成立,受托人便对委托人负有信托责任,不仅是法律责任,更重要的是道德责任,即使法律允许经理人可以做的时候,经理人也要问问自己的良心该不该做。如果陈晓逼宫胜出,那将会成为一个极坏的榜样:没有规矩了,谁都可以这样来。”

欧阳雪初认为,公司治理的核心是所有者控制企业,而非内部人控制企业。

“从未来的企业发展角度上来说,我们应该尊重企业创始人”,欧阳雪初说,比如丰田,虽然创始人股份已经稀释到只有1%左右,但其仍在董事会具备话语权。“从利益角度上来说,一个连企业最大股东利益都不能维护的人,他又何谈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欧阳雪初认为,黄光裕的胜利意味着商业道德的胜利,“我们必须维持这样的商业文明和道德底线。”
记者: 邢云 / 三湘都市报

中国企业在美上市之路

2010年9月14日 3 条评论

在中国,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公司在美国上市,你很可能会找上杜青松(音)。他的电子设备公司1997年在美国纳斯达克(Nasdaq)上市,是第一批在那里上市的中国企业之一。西安,中国中西部的一座历史名城,古丝绸之路的终点,就在这里,杜青松协助六家中国企业于最近登陆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但要在这些公司的上市申报材料中找到杜青松的名字却很难。杜青松在自己儿子开的牛肉公司总部有一间办公室,但即使在那里也很难寻觅到他的踪迹。这可能是因为杜青松1999年因欺诈罪入狱四年,并被禁止参与任何股市活动。

和美国一样,中国最大的企业都通过首次公开募股方式来筹集资金。但最近几年,数百家中等规模的中国企业通过一种被称之为“反向并购”(reverse takeover)的迂回方式在美国上市,也就是说一家正常经营的中国公司将资产注入一家处于休眠状态的美国壳公司,然后将其在美国上市。类似案例包括中国医疗设备公司稳健医疗集团(Winner Group)借壳Las Vegas Resorts,以及轮胎制造企业中森国际(Zhongsen International)借壳Rub A Dub Soap等。反向并购的上市融资规模很少超过10亿美元,但这么多家公司加总起来的规模就很可观。近年来,已有350多家中国企业利用这种方式在美上市,总市值最高时超过500亿美元。

吸引美国投资者的是中国经济令人惊奇的快速增长以及沃特USX中国指数(Halter USX China Index)一路上扬的趋势,后者2009年的涨幅超过60%。但事实证明,绝大多数通过反向并购借壳上市的中国企业股票表现惨淡,并非搭中国成长便车的很好方式。如今,这类股票的总市值已缩水至200亿美元,与高点相比跌了有六成之多。

美国财经杂志《巴伦周刊》(Barron’s)针对最近158家借壳上市中国企业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股票头三年的收益中位值落后于沃特USX中国指数75%。沃特指数的成份股由所有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构成,从知名的互联网巨头百度公司(BIDU)的美国存托凭证到电信巨头中国移动(China Mobile,CHL)等。反向并购上市的中国企业收益中位值落后于小盘股指数罗素2000 (Russell 2000) 66%。数百亿市值损失的苦果由那些中国企业的经营者和美国投资者来共同承担,前者以为自己是在以美国方式进行融资,后者以为自己买到了能够分享中国经济繁荣的投资品种。

要找到这类股票表现凄惨的原因并不难,因为这些公司摆下了一个盈利未达预期和盈余重述(earnings restatement)的地雷阵,它们向美国证交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申报的财务信息往往与其向中国监管机构申报的存在很大出入。投资者和分析师去中国查访这些企业后,发现其规模比向美国投资者描述的要小,也没那么令人眼前一亮。这些企业选择的审计师往往也是那些有过不良记录的会计师事务所,即审计过的财务数字后来被发现是虚假的。一些企业的申报材料并不披露在中国或美国为其从事上市推动工作的人员的信息,比如杜青松这样在股市有污点记录的人。

这些企业钻了监管政策的漏洞。美国证交所的执法人员无法取证这些企业是否在中国有过欺诈活动,中国监管机构也缺乏动力去监管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很多利用反向并购在美上市的企业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认,它们尚未获得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相关批准。然而,由中国和美国律师精心设计出来的错综复杂的持股结构确保这些企业不会出现监管方面的麻烦,乐博法律事务所(Loeb & Loeb)曾参与过数十个反向并购交易的律师那明器(Mitchell Nussbaum)如是说道。不过,满足中美两国监管要求并不等同于这些企业值得投资。

依据《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而设立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The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简称PCAOB)近期对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审计松懈现象提出警告。中国是少数几个不允许PCAOB对在美上市海外企业所聘请的当地审计师进行工作检查的国家之一。

如同中国商品出口美国已经形成一个完善的产业链一样,反向并购也有一个成熟的产业链。首先在中国,杜青松这样的幕后推动者四处寻觅适合反向并购的中国企业,其中一些企业已经围绕最盈利的业务板块进行了重组。然后,这些企业的资产被注入美国的壳公司,低价股票(penny stock)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壳资源。接着,纽约证券交易所或纳斯达克收取上市费用,对冲基金在私募阶段注入资本以获得便宜的原始股,这些对冲基金往往在任命新公司财务人员方面拥有很大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反向并购交易的知名投行包括罗仕证券(Roth Capital)、Rodman & RenshawWilliam Blair等。银行家们为这些企业召开盛大的投资者见面会,有一个会议甚至请来美国前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做主题发言。本周,罗仕证券正在夏威夷的怀雷亚度假村(Grand Wailea Resort)举办一个反向并购的投资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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