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氏观察

乍看之下，如今的数码相机跟五年前的相比，外形上最明显的改进就是体积更纤巧、液晶显示屏更大。除此之外，它们看上去并没有太大不同。但本周我测试了以前从未在数码相机上见过的两个功能。

我用了售价430美元的尼康Coolpix S1000pj，这款相机有一个内置的微型投影仪。这个额外的功能令你在拍摄照片后，只要按下相机上的一个按钮，就能将照片投影到附近的任何平面上，像老式幻灯片那样。投影的图像最大能达到40英寸，随着你远离或走近照片所投射的平面，投影会放大或缩小。

我还试用了售价350美元的三星DualView TL225，它有两个液晶显示屏──其中一个位于机身前面。这个前置的屏幕令拍摄对象能看到自己在拍摄时的样子，将瞬间抓拍的概念上升到新的层次。朝外的这个屏幕还能播放笑脸或卡通片，令孩子笑起来。它还可以显示倒计时，让你确切地知道拍照还有多长时间。

这两款微型相机还有一些技术方面的改进，不过没那么明显，不如内置投影仪或双液晶屏引人注目。
这两款相机都可以拍摄超过1,200万像素的照片，尼康和三星都是广角镜头，变焦分别为5倍和4.6倍。
两款相机都有内置的自动场景识别功能，也就是说它们能分析场景，确定哪种拍摄模式最适合。它们还允许用户直接在相机上对照片进行编辑，比如增加亮度或旋转。
尼康坚持使用传统的2.7英寸液晶屏，有单独的按钮控制各种功能，如菜单、定时器、删除和回放。跟许多数码相机一样，这款相机也兼容SecureDigital(SD)存储卡。
三星这款相机有点与众不同，要求微型SD存储卡。机身背面的屏幕是3.5英寸触摸屏，几乎覆盖了整个机身一侧；前面的液晶屏为1.5英寸。

我将测试重点放在两款相机独特的外部功能上：尼康的内置投影仪和三星的双液晶屏。我在一周时间内试用了它们，并将它们用于现实生活中的场合，包括一个生日聚会和华盛顿每年举行的10英里马拉松比赛。

如果不使用尼康的投影仪，它就像一台普通的相机──不过是一台价格高达430美元的昂贵相机。尼康声称这个价格主要是由于内置投影仪的成本。到目前为止，想要便携迷你投影仪的人大多数还是购买单独的产品，比如说Optoma Technology Inc.生产的Pico Pocket投影仪，在百思买(Best Buy)在线标价230美元。

我带着尼康的Coolpix S1000pj去了10英里马拉松比赛，拍摄了参赛者跑到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附近时的照片。后来我跟几百个人一起等地铁时，一个朋友和我将照片投射到一面混凝土墙壁上，浏览了当天的照片。

一开始，经过的人还以为这些幻灯片是比赛组织者播放的，他们评论说比赛的照片已经公开发布给大家看了，真不错。华盛顿的地铁是使用尼康内置投影仪的理想地点，因为这里灯光很暗， 壁也是白色的。在户外，投影的照片没那么容易看清楚。

我还在别人家里和我的办公室用了这个投影仪，将它固定在桌子上，关掉灯，以达到最佳效果。相机还配了一个小型遥控器，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给亲戚朋友播放幻灯片。用相机拍摄的视频也可以用视频格式播放。

为了开启投影仪，我按了相机顶上的一个键，镜头马上就盖上了，投影仪明亮的光线投射出来。一个滑动的按钮可以调焦。图片尺寸从最小5英寸到最大40英寸，从大约6英尺远的地方投射。尼康说，相机电池可以支持投影仪工作一个小时。

售价350美元的三星DualView TL225主体为黑色，带紫色或橙色的装饰条。相机关机时，前面的液晶屏就看不见了，这样当你给朋友拍照片时，他们会突然看到自己的样子，造成惊喜的效果。

这款相机还有一个功能类似但质量稍次、价格较低的版本──三星DualView TL220，价格为300美元。后者机身后面的液晶屏比TL225小了0.5英寸，亮度也不如TL225。其他突出的差距包括，TL220为塑料机身，而TL225则为铝制机身。

这个前置的液晶屏除了让被拍摄者看到自己的样子，还有许多其他功能。一个名为“儿童”的场景模式会在前面的液晶屏上播放动画小丑，以此让孩子面对镜头时笑起来。另一个设置是，当快门被按下一半时，前面的液晶屏上显示一张大大的黄色笑脸。当相机设置了定时器时，前面的液晶屏会显示倒数计时，在照片拍摄完成之前显出“3、2、1”的字样。

我用这款双屏三星相机给许多朋友拍照，他们在照片拍摄前看到相机上的自己，全都吃了一惊，特别高兴。在一个生日聚会上，屏幕上的小丑动画令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大笑起来。

这个显示屏不好的地方是，它位于相机镜头左侧，因此如果你近距离给某人拍照，他们在照片里就会显得好像看着别的地方。

这个显示屏的另一个缺点是，在照片拍摄前它会有瞬间黑屏，因此只要你能保持自己在屏幕上看到的最后那个姿势，照片效果就还不错。

现在还为时过早，无法知道这两款相机的创意能不能流行起来，或是随时间过去而被认为是昂贵的噱头。

如果这些功能变得更普遍，价格也会有望降低，那么更多的消费者就能享受它们带来的乐趣了。

原文来源于华尔街日报： Katherine Boehret
本文作者Katherine Boehret是《华尔街日报》科技栏目The Mossberg Solution的专栏作家。该栏目主要介绍一些最新的科技产品，为读者提供购买指南。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杜婷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的产生源于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1894年法国参谋部得知内部有人秘密向德国情报机关提供武器资料，此事引起上层军官重视，将军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叛徒。参谋部在证据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将实习军官犹太人德雷福斯推上审判席，经过秘密审判德雷福斯以间谍罪和叛国罪被判终身流放。两年后一些新的证据被媒体披露，这些证据足以证明真正的叛徒逍遥法外而德雷福斯只不过是“替罪羊”，许多法国人纷纷向政府和军队呼吁要求重新审判德雷福斯案。在舆论压力下法院重新开庭，但审判结果不仅维持了原判还将一个向媒体说出实情的军官判为泄密罪。

作家左拉在报纸上发表了《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它有一个更为大家所熟悉的标题——《我控诉》。在公开信中左拉以极大的勇气控诉国防机关、军事法庭及某些上层军官违法乱纪的行为，指出这是最为可耻的违背人道和正义的“国家犯罪”。法国军方以“诽谤罪”对左拉提出起诉，左拉被判有罪，逃亡英国。流亡国外的左拉并未放弃抵抗，他号召更多的人认清真相，起来斗争。除了左拉，许多学者、教师、媒体工作者、学生都纷纷站出来，表达他们的正义和良知。这时“知识分子”一词出现了，初始这是对抗议者的蔑称，暗示这些人的行为脱离现实、不合时宜，但抗议者却主动接受“知识分子”的叫法。在“知识分子”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发出质疑的声音，法院不得不再次重审德雷福斯案，这次审判依旧认为德雷福斯有罪，但迫于公众的压力，新上任的总统宣布特赦德雷福斯。1906年，在德雷福斯首次被宣判有罪十二年之后，上诉法庭终于宣布取消德雷福斯的叛国罪、间谍罪罪名，为其恢复名誉。

在这一事件中诞生的“知识分子”一词毫无疑问和争取公理、正义以及对抗强权有密切关系，而在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中，无论是萨伊德认为的“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还是福柯提出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亦或是萨特的例证，“当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核试验研究时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当他在反对核战争的请愿书上签名时才是。”具有公共关怀和批判意识，且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显然是知识分子的一大特质。

然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却是模糊的，在很多人的意识中知识分子只是和知识有着简单联系的一批人。《现代汉语词典》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解释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在这个定义里，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被完全忽略。这种忽略当然是极权统治的本质使然，统治者不可能允许在他们之外还有任何团体或阶层可以发挥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影响力。近年来时见关于知识分子道德沦丧、信用破产的讨论，被拿来作为例证的如四川地震后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识大体、明大理”的余秋雨，认为上访专业户99%以上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的孙东东，但其实缺乏基本公共关怀和对强权的批判，这样的人很难被称为知识分子。

还有另一种讨论近年来也颇为盛行，那就是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这样一个极权国家本就不具备知识分子产生的土壤，没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意见无从表达，更难说去影响公众。且中国的知识阶层多依附于体制，于是发声时考虑最多的便不会是公众利益。虽说西方知识分子也难以完全独立于权力和金钱之外，但在极权统治下这种依附性会是致命的。

韦斯特注：

1. 最后一段文字被删除，没有任何意义。我不喜欢她的一些言语，但为了尊重她的劳动成果，我仅将它删除。非常有意思，各种国外媒体在谈论中国以外的事件时，都能够相对客观，而对于任何涉及中国的事件就立刻带有主观情绪。让人遗憾！所以，我们只看我们想看的，我们用自己的大脑来获取信息，但并不盲从。
2. 作者自己的观点告诉我们，知识分子是“凭理性做事者”，当理性不再时，当执行双重标准时，作者本身还是知识分子吗？？？
3. 作者告诉了一个我所不知道的萨特的另一面，也许作者本人应该让我们知道你更知性的一面。

太惭愧了！我说我。当我得知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一位无所作为的美国人，我很惊讶。我更加惭愧。是的，我说我很惭愧,因为我听到了这个意外的消息。

但是，我想说，这届诺贝尔委员会应该更加羞愧于世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应该是一位为世界和平或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而不是政治或其他利益的产物，更不是一种廉价的礼物！

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羞辱了世人！羞辱了这届评选委员会！也羞辱了这位美国人。正如这位美国人所言：他对于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意外和惭愧”，同时补充称，他感到不配跻身先前获得该奖项的历史“改革人物”之列。

最后一句话，是这个美国人唯一说对的话。但是，我仍然羞愧难当，我为这种赤裸裸的谄媚而羞愧难当！

Vanessa Fuhrmans / Jeffrey A. Trachtenberg

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德国小说家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获得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她对铁幕独裁统治下民众生活的描写。

米勒是第12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也是自2004年奥地利剧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以来首位获奖的德语文学家。米勒的作品明显受到她早年在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cescu)统治下生活的影响。

瑞典皇家科学院(Swedish Academy)在斯德哥尔摩宣布获奖消息时说，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平实，描绘出了一幅底层社会的众生相”。

据美联社报导，米勒通过她在德国的出版商发表声明说，我非常意外，仍然不敢相信，现在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米勒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作为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在罗马尼亚长大。她父亲在二战期间曾参加德国党卫军(Waffen SS)，母亲是1945年被罗马尼亚流放到苏联的诸多德国人之一。米勒最新小说《呼吸钟摆》(Atemschaukel)于今年出版，描写了二战后德裔罗马尼亚人在苏联的流放遭遇。

尽管米勒1987年离开罗马尼亚定居德国，但她继续在小说和诗歌中探索着压迫和流亡的主题。她的小说《约定》(The Appointment) 2001年在美国出版，描述了一个年轻女性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下一家服装厂工作的故事。米勒1992年出版的《那时狐狸就是猎人》(Even Back Then, the Fox Was the Hunter)和1999年出版的《风中绿李》(The Land of Green Plums)也描述了独裁统治下的民众生活.

文章来源：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