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罗伯特•赖特,伦敦报道. 2009-10-20 译者:陈云飞
由中国最大航运公司运营的一艘散货船在索马里以东700海里的海域被劫持。该事件凸显出，索马里海盗在远离海岸的印度洋上袭击船舶的能力与日俱增。
总部位于伦敦、负责监控海盗行为的国际海事局(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表示，被劫持的“德新海”号长225米，由中远集团(Cosco)运营，与以前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所有船舶相比，该船出事时距陆地距离更远。
“德新海”号遭劫持，最早是由执行打击索马里海盗任务的“欧盟海军打击海盗行动”(EU Navfor)部队报告的。
国际海事局官员赛勒斯•摩迪(Cyrus Mody)表示，这艘中国船舶是本月第三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船舶。
遭劫地点均位于索马里以东的印度洋面上，而非索马里以北的亚丁湾。亚丁湾海域的“海盗巷”传统上是海盗事件最频发之处，如今，国际海军在此频繁巡逻。分析人士表示，海盗威胁转移至索马里以东海域，反映了诸多不同因素。
索马里北部自治的邦特兰地区，已成立了自己的海岸警卫队，似乎正采取措施，洗刷自己已成为海盗温床的恶名。
与此同时，伊斯兰武装组织似乎不再遏制索马里东海岸的海盗。
欧盟海军表示，“德新海”号大约是在当地时间昨日中午被劫持的。船上可以看到4名海盗，而海盗接近并登上“德新海”号时所乘的两艘小船，此时正拖在大船后面。
“德新海”号有25名船员，目前被索马里海盗扣留为人质的船员人数由此上升至146人。国际海事局表示，在“德新海”号遭袭之前，已经有五艘船舶被扣留在海盗手中。
韦斯特：我们期待更多来自中国官方的报道与行动。更关心所有船员的安全状况。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杜婷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的产生源于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1894年法国参谋部得知内部有人秘密向德国情报机关提供武器资料，此事引起上层军官重视，将军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叛徒。参谋部在证据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将实习军官犹太人德雷福斯推上审判席，经过秘密审判德雷福斯以间谍罪和叛国罪被判终身流放。两年后一些新的证据被媒体披露，这些证据足以证明真正的叛徒逍遥法外而德雷福斯只不过是“替罪羊”，许多法国人纷纷向政府和军队呼吁要求重新审判德雷福斯案。在舆论压力下法院重新开庭，但审判结果不仅维持了原判还将一个向媒体说出实情的军官判为泄密罪。
作家左拉在报纸上发表了《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它有一个更为大家所熟悉的标题——《我控诉》。在公开信中左拉以极大的勇气控诉国防机关、军事法庭及某些上层军官违法乱纪的行为，指出这是最为可耻的违背人道和正义的“国家犯罪”。法国军方以“诽谤罪”对左拉提出起诉，左拉被判有罪，逃亡英国。流亡国外的左拉并未放弃抵抗，他号召更多的人认清真相，起来斗争。除了左拉，许多学者、教师、媒体工作者、学生都纷纷站出来，表达他们的正义和良知。这时“知识分子”一词出现了，初始这是对抗议者的蔑称，暗示这些人的行为脱离现实、不合时宜，但抗议者却主动接受“知识分子”的叫法。在“知识分子”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发出质疑的声音，法院不得不再次重审德雷福斯案，这次审判依旧认为德雷福斯有罪，但迫于公众的压力，新上任的总统宣布特赦德雷福斯。1906年，在德雷福斯首次被宣判有罪十二年之后，上诉法庭终于宣布取消德雷福斯的叛国罪、间谍罪罪名，为其恢复名誉。
在这一事件中诞生的“知识分子”一词毫无疑问和争取公理、正义以及对抗强权有密切关系，而在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中，无论是萨伊德认为的“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还是福柯提出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亦或是萨特的例证，“当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核试验研究时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当他在反对核战争的请愿书上签名时才是。”具有公共关怀和批判意识，且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显然是知识分子的一大特质。
然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却是模糊的，在很多人的意识中知识分子只是和知识有着简单联系的一批人。《现代汉语词典》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解释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在这个定义里，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被完全忽略。这种忽略当然是极权统治的本质使然，统治者不可能允许在他们之外还有任何团体或阶层可以发挥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影响力。近年来时见关于知识分子道德沦丧、信用破产的讨论，被拿来作为例证的如四川地震后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识大体、明大理”的余秋雨，认为上访专业户99%以上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的孙东东，但其实缺乏基本公共关怀和对强权的批判，这样的人很难被称为知识分子。
还有另一种讨论近年来也颇为盛行，那就是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这样一个极权国家本就不具备知识分子产生的土壤，没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意见无从表达，更难说去影响公众。且中国的知识阶层多依附于体制，于是发声时考虑最多的便不会是公众利益。虽说西方知识分子也难以完全独立于权力和金钱之外，但在极权统治下这种依附性会是致命的。
韦斯特注：
- 最后一段文字被删除，没有任何意义。我不喜欢她的一些言语，但为了尊重她的劳动成果，我仅将它删除。非常有意思，各种国外媒体在谈论中国以外的事件时，都能够相对客观，而对于任何涉及中国的事件就立刻带有主观情绪。让人遗憾！所以，我们只看我们想看的，我们用自己的大脑来获取信息，但并不盲从。
- 作者自己的观点告诉我们，知识分子是“凭理性做事者”，当理性不再时，当执行双重标准时，作者本身还是知识分子吗？？？
- 作者告诉了一个我所不知道的萨特的另一面，也许作者本人应该让我们知道你更知性的一面。
太惭愧了！我说我。当我得知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一位无所作为的美国人，我很惊讶。我更加惭愧。是的，我说我很惭愧,因为我听到了这个意外的消息。
但是，我想说，这届诺贝尔委员会应该更加羞愧于世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应该是一位为世界和平或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而不是政治或其他利益的产物，更不是一种廉价的礼物！
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羞辱了世人！羞辱了这届评选委员会！也羞辱了这位美国人。正如这位美国人所言：他对于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意外和惭愧”，同时补充称，他感到不配跻身先前获得该奖项的历史“改革人物”之列。
最后一句话，是这个美国人唯一说对的话。但是，我仍然羞愧难当，我为这种赤裸裸的谄媚而羞愧难当！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席佳琳(Kathrin Hille in Beijing)
当王雪红(Cher Wang)走进满是人的房间时，大家都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心。作为台湾最富有的女性、威盛(Via)和宏达(HTC)两家重要技术公司的创办人、台湾已故最受尊敬的大亨王永庆的女儿，她自然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她坚决避免暴露在聚光灯下，这为她赢得了腼腆与神秘的名声。
直到在全球电子设备生产商中，王雪红1997年创办的智能手机公司宏达成为一颗迅速升起新星，这位50岁的公司董事长才开始在公众场合露面。
不过观察人士表示，王雪红能够设身处地为消费者着想，是芯片组制造商威盛和宏达先后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这种换位思考能力使宏达实现了从合同制造商到品牌卖方的飞跃，这是其它台湾IT公司难以做到的。
与宏达合作的T-Mobile的一位高管表示：“王雪红用消费者的眼光来管理企业，因为她不是一名工程师。很多时候，她都是凭直觉做出了正确选择。”
王雪红在公众场合或许很沉默，但在威盛豪华的北京总部谈论自己的业务和经营方式时，她显得开朗而热情。她甚至叫员工给客人端上她用来减轻喉咙痛的加糖热柠檬汁。
可以看出，这种个人温情也是她管理风格中的一个秘密武器。她说，她领导方式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了解公司员工的情况：“我如何发现他们的天赋，让他们能获得成功？如果你跟他们交谈，他们感到你喜欢他们，你的确每天都在为他们着想。”
阅读全文…
近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