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网络，据说是河北高考得0分的作文，无从考证，亦无需考证）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街边一排洗头房无疑成为光怪陆离的都市以唯一的一抹亮色，一点温馨。我酒足饭饱后，站在人头攒动的夜市旁，望着临近的洗头房，心中不禁泛起阵阵感慨：它们卑处一隅，绝不炫耀，毫无所求，只知奉献，精巧别致的房间透露着橘红色的，以一种柔和暧昧和都市里华而不实的霓虹灯苍白刺眼的路灯对峙着，争辩着，以无言的行动响应着国家节约型社会的号召。周围尽管一片杂乱喧嚣，但它的门面布局仍是那么古色古香，让你不由得驻足停留，细细欣赏。传统的对联式门框在这里复现：上联：按摩，下联：休闲，横批：美容美发，将中国风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洗头房内不时传来形象代言人任贤齐的歌声：“ 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更增添了几分文化气息。一切的特色让街边那些大楼广场黯然失色。
倚门站立着几位年轻的姑娘，身着复古的服饰，仅以一片红花布遮住前胸，让我想起远古人民的伟大。她们脸上挂着诚挚的笑容，洋溢着扑面而来的热情，召唤鼓舞着沿街的革命同志，不管是满身酒气的大款，满脸疲惫的民工，还是稚气未脱的学生，都一视同仁，毫无偏见，在这个孤寂的夜晚去温暖他们那冰冷空荡的内心，敬业的精神让我不禁肃然起敬。看着看着，我的眼里闪出了泪花，脑海中想起了貂蝉，李师师，秦淮八艳，想起了舒淇，李丽珍，杨思敏，想起了刚刚离我们而去的人民艺术家饭岛爱，以及为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武藤兰同志，尽管她们分工不同，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样日日夜夜挥汗如雨地工作，在灵与肉的碰撞中，在吆喝呻吟中体验着劳动的光荣和快感.
在频频出入洗头房的人群中，我惊讶的发现了几张极为熟悉的面孔，那不是李书记，张局长，赵主任一行嘛，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刚刚提拔的刘干事，白天任劳任怨，以干事为己任，夜晚仍不忘发挥余热，深入洗头房继续干事。这些可亲可敬的领导干部们舍小家，为大家，含泪抛下独守空房的妻子，两眼张望的老人，三过家门而不入，淡泊名利，避开群众们关切火辣的眼光，不辞辛劳，穿街走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共产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感染着社会底层，和洗头房的小姐通宵奋战，彻夜长谈，从金瓶梅到春梅腊梅，从票子到马子、******，检验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看在眼里，我热泪盈眶，谁说官民势如水火，我说官民情同鱼水，难舍难分！
夜色渐沉，洗头房的灯逐渐暗了下去，我知道领导和小姐之间的探讨切磋会正在召开。有这样的领导，国之大幸，民之大幸，何愁不能国泰民安，构建和谐社会也自是指日可成。想到这里，我陡增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也默默祝福他们保重身体。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戴维•皮林 译者/何黎
谭建威（音译）家的天花板很高。但不幸的是，这间单人房的长度或宽度都赶不上它的高度，里面挤着他、太太和12岁的儿子。房间大约35平方英尺，后墙上固定着两张双层木床，一台不大的黑白电视机摇摇欲坠地摆在架子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床头柜。整个房间让人感觉更像是一个储藏室，而非住所，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衣服、缺了口的杯子、被褥、一台电扇、一卷白手纸。来客要么紧贴着门站着——这也是屋里唯一没有使用的空间——要么（像我一样）挨着谭建威坐在双层床的下铺。
谭建威是一名退休的灯泡厂工人，上世纪60年代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香港估计有10万人像他这样，居住在隔间大小的公寓里。有些耳背的80岁老人Dai Yun-po和63岁的Kong Siu-gau的家，距离谭家乘计程车（如果你支付得起的话）很近，他们的居住条件更是骇人听闻。手头拮据的退休建筑工人们睡在用铁丝网围成的笼子里，顶棚低到直不起身子来。在这里，他们必须与其他十多名“笼民”挤在一间斗室里。我到的时候，他们全都在站着看电视（因为没有坐的地方）——播的正是最新一期《福布斯》(Forbes)亿万富豪榜。如果Dai和Kong是条狗的话，动物权益保护人士多年前就会为他们鸣不平了。
诚然，这些都是香港贫困现象中的极端例子。但作为一个以摄人心魄的港口景致和发财机遇闻名的城市，香港有许多悲惨境遇值得一谈。香港拥有700万人口，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美元，其中123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收入还不到低得令人绝望的工资中位数的一半。香港的收入再分配可谓是敷衍塞责，如果撇开这点儿有限的影响，香港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用以衡量收入不平等性）是亚洲表现最糟糕的（甚至比印度和中国内地还差）。
许多香港人每月的生活费仅有数百美元，在这个屡屡创下全球最高租金纪录的拥挤城市根本不够用。Kong笼屋的月租金为160美元。由于没有做饭的地方，他在外卖上的花费远不止这个数。
香港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基本上不太为人所知。若不是政府补贴住房容纳了四成的香港居民，情况会糟糕很多。实际上，数千名养老金领取者要靠捡垃圾来维持开支。作为亚洲最为繁荣绚烂的城市之一，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与其它地区一样，香港受到了中国内地低成本竞争的重创。上世纪80年代，香港迅猛发展的经济吸引了很多内地人前来。香港社会服务联会(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的蔡海伟(Chua Hoi Wai)估计，香港制造业当时大约有100万个工作岗位。随着这些岗位逐渐流入内地，这一数字已降至20万。工人的月工资水平，也从激动人心的80年代的1300至2500美元，降至700美元。蔡海伟表示，工资中位数10年都不见涨，而中高收入人群的薪酬却直线上升。
其次，香港地价一直被人为保持在高位。地产大亨和私人业主在香港不民主的立法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香港政府每次只拍卖极小一块地，因为再没有什么比负资产更让那些有权有势者恼火的了。建造新的公共住房、并低于市场价出售的计划已遭冻结。著名政界人士梁振英(C.Y. Leung)形容香港人正被分为两类：拥有房产的人和没有房产的人。
第三，香港拥有小政府的传统，信奉“积极不干预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尽管人们赞扬自由市场的理念，称其为香港作为金融中心获得成功的关键，但如果你住在一个笼子里，积极不干预政策对你就没什么好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没有公共养老金、失业救济金、或者伤残津贴。迄今为止，也没有最低工资。政府支出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的16%左右。现在，你知道瑞典人把另外的34%花到哪儿了吧。
民主活动人士、大学讲师张超雄(Fernando Cheung)表示，许多香港穷人都是来自内地的移民。他们当初逃离了贫穷、动荡和专制，习惯了被当作“客体，而非主体”。这使得他们能够吃苦，很容易满足。
谭建威就符合他的描述。谭建威不后悔从内地逃到香港，尽管他现在一贫如洗，生活条件很糟糕。但在偶尔回广东省后，他的确意识到自己阔别了半个世纪的祖国越来越富裕。他承认，那里大多数人比他生活得好。“就连他们的厨房也比我的家大，”他表示。但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语气中全无艳羡之意。
昨天中午在友人的带领下，在一个新的城中村（只是为了离上班地点近一些）找寻房子。很辛苦。
找了3家，晚上又让妻子决定住哪一家。最终我们选了一家较大的，能放得下我们的杂七杂八——一个长方形的房子。房东夫妇在楼下经营门面小卖部。正面是一排搞小吃的，也就是我们将来的邻居。
昨晚，作为第一次尝试，我们开发了一家川菜馆，作为以后的用餐基地。结论，得重新开发一家，或者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尝试其他菜品，暂缓。饭间，和媳妇讨论了需要和一楼邻居们搞好关系——因为他们的通道能够很方面的进出我们的楼道。我们甚至谋划了一个“进攻”计划：每星期，每人必须去吃2顿他们的饺子.最后妻子说，实在不愿意吃饺子，就改为，我单独吃一次，和她2个人再吃一次。坚持1个月再说。哈哈。这个谋划是我们唯一的搬家前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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