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1年生在西安，属于“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那一拨。

记事以前的事都是母亲告诉我的：“三年自然灾害”——这是见证最深的第一个概念。什么是三年自然灾害呢？我其实不知道其中的含义，只记住了穷，没有东西吃。妈妈只告诉我，小时候我很可怜，妈妈吃不饱饭，更谈不上营养，我没有母乳吃。经常靠面糊糊和米汤活命，一瓶炼乳也要经过民政局批——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炼乳是什么样子——牛奶就更不用想了。所以，我小时候身体很弱，还有肺结核，经常整夜地咳嗽。“你咳嗽一声，我的心就跟着疼一下……”妈妈每次说到这里，眼泪都会不自觉地流下，总觉得是她亏待了我。那情形，让我莫名想到鲁迅《药》里面的小栓。所以，印象中我的童年一直都是那么懦弱、怯生生的。

我自己见证的第一件事是逃亡。
那是1967年的秋天，父亲带着我和哥哥（长我两岁）理发回来。走到巷口，爸爸突然让我和哥哥先回家，他自己却飞快地走了。哥哥好像很紧张，我还高高兴兴走着。我们住的是个大杂院，有二、三十户人家。一进院门，邻居都看着我俩，我感到奇怪——生平第一次得到注视。回到家，屋里有好几个男人，凶神恶煞地向妈妈逼问爸爸的下落。我吓得动也不敢动。有人喝问我俩爸爸在哪里，哥哥立即回答：“不知道。”

好像是第二天的晚上，妈妈带上我俩悄悄地出了院门，坐无轨电车到了火车站。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憧憬。黑暗中，孟叔叔（爸爸的好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手提着一个大包——那是给我和哥哥的棉袄棉裤，一手拿出火车票带我们进站来到车厢前。这时候，才看见爸爸——我几乎没认出来——头上戴着帽子，帽沿压得很低，三个大人说话悄声细语，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我们对面坐着一个解放军。爸爸、妈妈和孟叔叔跟他说了些什，解放军点点头，笑着答应了。

开车铃声响了，爸爸、妈妈和孟叔叔下去了，不住地一面看着我和哥哥，一面向解放军嘱托。车开动了，我看见站台上的妈妈泪流满面，爸爸的眼睛闪闪发亮——我全然不知，我再次看见这双眼睛，竟然是在十年之后！

数年后我才逐渐模糊地知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父亲是地主出身，这已经是大错。但真正导致我们各自逃亡的原因还不是他的出身。爸爸的领导是东北抗联的老革命，当年曾与康生一起从事地下工作。造反派硬说他是叛徒，爸爸不服，四处联系和领导当初一起革命的战友，为他作证。但根本没用，领导被抓进了监狱，爸爸也成了“保皇派”和“反革命走狗”，不逃必将丧命——后来证明，确有很多人惨死。很快，妈妈成了反革命家属，胳膊上戴着写着黑字的白臂章，被关进牛棚。我和哥哥假如不逃，不仅无人照料——我的父母支援大西北时从沈阳来到西安，在当地举目无亲——更不知如何生存。

那个解放军叔叔很好，看见我和哥哥都想坐靠窗的座，就和哥哥换了座位，让我俩都可以靠窗张望，虽然外面除了偶尔闪过的点点灯火之外，已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吃饭啦，吃饭啦！盒饭两毛五！”炊事员的喊声特别响亮，从未有过的香味从车厢那头径直飘来。我努力伸头张望，炊事员从小铁车里拿出饭盒，一个个递到两边的人手里。小铁车缓缓前行，终于来到我们座位前。我看着哥哥——他掌管着我们仅有的5块钱——哥哥却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馒头，掰了一半给我，另一半放回书包。我没有接，急得涨红了脸。这时，那位解放军叔叔买了两盒饭，一人一盒放到了我和哥哥面前，那香味一下窜进我的鼻孔，充满了全身。哥哥的脸刷地红了……

我一直认为，那是我所吃过的最好吃的饭：我一直想拥有的铝饭盒，装着雪白的米饭，米饭上面铺着两片粉肠、一片肉，还有一些蒜台、芹菜，火车上的盒饭，怎么就那么香！一个奢望在心里跳动：啥时候这盒饭能管饱吃呀！

我们的目的地是沈阳姑姑家。第二天到了北京，解放军叔叔把我和哥哥交给了一个列车员阿姨。阿姨拎着我们的大包棉衣飞快地走着，我和哥哥背着书包跟着一路小跑。她把我俩领到了北京站二楼东南角的广播室里，交给了另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阿姨。广播室的阿姨让我俩呆在广播室里，她去给我们办好了中转签字，然后拎起我们的大包，提前把我俩送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我很高兴：还是两个靠窗的座！阿姨下车后又很快回来，给了我们两个大大的面包，然后走了。面包陪着我俩，一直到又一个列车员阿姨把我俩交到姑姑手里。

未必都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但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的童年苦难却很多。于今时时想起，叫我刻骨铭心的不是苦，反倒是感动与惭愧。我根本不知道那位解放军叔叔和那三位阿姨的名字，甚至记不清他们的长相，只记得那红色的五星和路徽。在那些岁月，他们本该与我这个反革命的“狗崽子”划清界限，却偏偏不留姓名地帮了我们。而我，竟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过！或许，在他们眼里心中，我们只是两个孩子，两个无依无靠的孩子。那是怎样的社会、怎样的人与人呀！

我的中学差不多是在一系列胡闹中度过的：因为像我这样的出身，和“红卫兵”、共青团根本不挨边，只剩下学工，学农和打架了——被人打的次数太多了，我便学了拳击，也频繁地用起了拳头。在这里，陆老师成了又一位我终生不忘的人。

其实，陆老师甚至不算是真正的老师：一位工人，随着工农兵进驻学校，她成了我的班主任。由于年轻和没有当过教师，她比其他工农兵老师更得不到尊重。一天上午体育课，我从跳马上摔了下来，右肘立即肿了起来。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人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很难引起谁的注意。陆老师听说了，立即过来要带我去医院。我强忍着剧痛，若无其事地说“不用”。陆老师不由多说，拉起我就走。虽然她还没有我高，但她那种气势震住了我，我跟她走了。

电车上人很多，她把我放进电车中间靠近绞盘的死角里，双手死命撑住扶手用脊背顶住人流。到了医院，让我坐在木椅上，她去挂号、排队、交钱，不停地楼上楼下地跑。拍完了片子，打上了石膏，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三、四个小时。陆老师叫我继续回到木椅上等着，她却消失在人群中。过了一会儿，陆老师哈着腰跑回来，从头到脚水湿，成了“落汤鸡”——我才知道外面下起了大雨。她从怀里贴身拿出一纸包包子，捧给我：“快，趁热吃！”
包子冒着热气，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吃不下去。我只是清楚地意识到，眼前被浇透了的陆老师，原来，是那么弱小！

这一次，我学会了记住给予我帮助的人的名字，但那声谢谢却始终没能说出口。

我曾无数次地慨叹上苍的公平，给我苦难，同时赐予恩情，让我在饥寒中感受温暖，在悲凉中体会人性。从善的角度出发，我甚至想说，我爱那岁月、怀念苦难。不是吗？现在别说盒饭，就是龙虾鲍鱼你也可以尽饱吃，但你绝不敢在火车上喝陌生人一口水。让两个孩子自己横穿中国，就是人贩子也不敢——上大学还得送呢。学生在学校出了问题，老师绝不会自作主张领孩子去处理：钱谁出？责任谁负？各种损失谁来承担？阶级敌人、反革命是没有了，可你能相信谁呢？当然，只要你出钱，什么事都有人办：带孩子、送孩子，甚至帮你擦窗户扫地做饭……但不给钱，熟人、朋友、亲戚也未必帮你；钱几乎成了现在唯一的道德、人情、时尚和规矩。

2009年，共和国走到了60年。我们告别了大杂院，住进了高楼；我们不挤电车，打的或者开着私家车；我们没有饥寒，对着锦衣美食挑三拣四。物质的享受，我们得到的太多太多。但我依旧怅然：如果解放军叔叔、列车员阿姨和陆老师们只能成为过去的见证，为了这些“得到”，我们的失去是不是也太过残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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