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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印象’ 分类的存档

翻译家是孤狼-余泽民

2017年4月28日 评论已被关闭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4月20日,第24届布达佩斯国际书展在位于布达的千禧公园内开幕,旅匈作家、翻译家余泽民在开幕式上被匈牙利政府授予了“匈牙利文化贡献奖”。颁奖词称“他一个人相当于一个机构,当代匈牙利文学通过他得以在中国站一席之地”,他在这个领域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主持人介绍了余泽民坎坷而多彩的经历,以及他与匈牙利文学结下的特殊缘分。十五年来,余泽民先后翻译了凯尔泰斯·伊姆莱、艾斯特哈兹·彼得、纳道什·彼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马洛伊·山多尔、道洛什·久尔吉、苏契·盖佐、巴尔提斯·阿蒂拉、德拉古曼·久尔吉、马利亚什·贝拉、缪勒·彼得等多位匈牙利名家的约20部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余泽民在发表获奖感言中说:“翻译家是孤狼,很少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事实上,很少能获得应有的关注。不管怎么说,我心安理得地接受此奖,因为我确实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奉献给了文学翻译,并在匈牙利文学中找到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王国。我在匈牙利生活了二十六年,可以这么说,匈牙利是我的第二故乡,匈牙利文学于我,是一个精神的避难所,我在那里不仅有安全感,而且感到自己是个有用之人。我为自己能够在中国成为这个美丽小国的伟大文学的代言人而感到自豪。”
2016年底,记者曾与余泽民有一场长谈。余泽民从他初到举目无亲的匈牙利时说起,说起他为谋生而从事过的一个又一个的职业,说起他玻璃鸟一般透彻而无所遮掩的生活,说起曾施恩于他的朋友们,当然还有在他生命中有着绝对地位的文学翻译。

“其实我去的时候,连匈牙利在哪儿都不知道”

1991年,我坐了十天火车,终于抵达布达佩斯。当时介绍我过去的那位同学其实早去了维也纳,他知道我已经破釜沉舟了,所以没敢告诉我。我在火车站等到人群散尽,一个人拿着一张照片过来说,“你朋友让我来接你”,我就跟着这个陌生人去到距离布达佩斯两百多公里的小城,塞格德。

“当时是非走不可了。我们班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国了。其实我走的时候连匈牙利在哪儿都不知道,只是因为匈牙利不要签证。”

孤身一人被扔到匈牙利之后,余泽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个私人诊所里当医生,半年后,匈牙利恢复签证,余泽民失去了身份,随时面临着被遣送的危险。“后来有一天,我周一去上班,发现整个诊所都搬空了,连个床都没有了,我坐在那儿就哭了,于是从1992年的四月份,我一瞬间就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当时真的连给家写信的邮票钱都拿不出来。”

“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叫《玻璃鸟》,在匈牙利最开始的那十年,我的生活状态就像是透明的玻璃鸟,五脏六腑都能被人看到,简单又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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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豪车被撞,中产阶级为何也跟富人一起欺负穷人?

2017年3月15日 评论已被关闭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张丰/文
我的朋友、专栏作家刘远举是一个爱讲理的人。最近,他发了一条微博,把自己弄成了新闻人物:
徐汇裕德路,快递小哥撞了一辆迈巴赫。车好像没大损失,但你懂的,这样的车,擦一下也不便宜,要赔2000块。快递小哥掏出一大把零钱,很可怜的样子。
电瓶车平时横冲直撞这个就不多说了。道路是公共的,事故是大概率的,那么,你炫富,我买单是不是不合理呢?你穿一件30万的衣服挤地铁,这是不是碰瓷?
穿30万的衣服挤地铁等于碰瓷,这是一个极端的推理。事实上,刘远举还在这条微博下面贴了一篇他以前写的文章,探讨豪车发生事故后的赔付问题。(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他的看法是,道路具有公共属性,其任务是高度秩序化的去承载交通,本身是一个具有相对高风险的场所,不适宜展示奢华。因此,豪车车主应该有一种“合理预见义务”,应该多承担一点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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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的性别伦理困境

2016年8月22日 评论已被关闭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伍勤

巴西奥运上,来自南非的女子短跑选手卡斯特·塞门亚再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说是再次,是因为,自从她在2009在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崭露头角,她出色的比赛成绩,肌肉发达的外表,让她始终处于“是男还是女”的质疑之中。败于她手的俄罗斯选手愤愤不平地说:“瞧瞧她那样子(就知道了)。”赛后,国际田联令她做了药检和性别检查。虽然报告结果并未正式公布,只由委员会私下和塞门亚进行了沟通,但悉尼每日电报声称获取了知情方的内部消息,称她没有子宫也没有卵巢,睾酮水平还是“正常”女性的三倍。从此,舆论开始称她为“雌雄同体”(hermaphrodite),或者,“间性人”(intersex),民间的羞辱性言论更多。国际田联最终认为她体内的睾酮水平过高,需要服药降低到“正常”女性的水平,才能和其他选手同台竞技。国际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是这么说的:“我们需要尽最大可能创造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不过要声明的是,她完全有权参赛,我们不应妖魔化选手,她是我们的女儿,也是我们的姐妹。”

奥运会的性别检测史

很多人或许会在直觉上支持田联的做法:这对其他选手是不公平——她不过是体内自带兴奋剂生成机制, 和服用人工兴奋剂的选手有什么本质区别?在尝试解出这道似乎有关公平的“超纲”伦理题时,让我们先大致回顾一下奥运会历史上的性别检测问题。塞门亚的情况绝非偶然,据估计,在本届田径场上,有“间性人”可能的选手有五位到十位——换言之,田径场上的“间性人”比例比普遍人群要高得多。波兰女子短跑选手斯坦尼斯洛娃,1932年获女子100米短跑金牌,可当她1980年被意外枪杀,解剖结果却显示,她同时拥有男女两性性征,和XX和XY染色体。2006年多哈奥运,女子八百米银牌得主珊蒂被检测发现拥有超于“正常”女性的Y染色体数量,从而被取消了奖牌(可是在05年的亚洲田径赛上,她却通过了性别测试)。因为破碎的奥运之梦和巨大的社会压力,她曾一度自杀。
这并非什么惊世骇俗的新鲜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奥运会官方就要求女选手做“性别检查”,选手需要裸体在专家组面前走来走去,供检查是否拥有阴唇,乳房,生殖器等女性“应有”的器官,过检的选手可获得一张随身携带的“女性证明”(Certificate of Femininity)。随后,染色体检查取代了妇科检查,所有体内带有Y染色体的女性,哪怕性别表征是女性,生殖系统也是女性,从小就被所有人当作女性,也不被允许作为女性参赛。到了2009年塞门亚的时代,睾酮水平成为各项指标中比较重要的因素,但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染色体检查,荷尔蒙检查,生殖器检查和第二性征检查随时随地会被加入到性别测试的豪华套餐里面,因为并不存在一种测试,可以单纯判定出选手的性别。

据斯坦福神经科学教授罗伯特·萨波斯基称,新生儿中,染色体性别和性别表达不一致的概率达到了惊人的1%,也就是说,比该新生儿智商高于140的概率还要大。有些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性别表达还会逐渐发生改变,从男性变为女性或者从女性变为男性,都有可能发生。至于现在被视为权威的睾酮水平,也同样不靠谱:许多女性体内睾酮水平高于常人,但对其影响微乎其微,因其对体内的睾酮并不敏感。总之,染色体性别,性腺,激素性别,性别表达这四项指标之间,基本上是一团乱麻,互不一致的情况很多,取任何一项作为判定性别的标准,都会引起更大的不公平。

性别:“应该控制”的变量

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奥运会,总体来说,是一场性别隔离的大赛。除了仅有的马术项目不以参赛者性别加以分隔之外,男女能有机会同台竞技的也只有乒乓球、网友和羽毛球等混双比赛。据说,因为男性和女性在体能上的统计性差异,按性别分开比赛,能去除性别因素带来的影响,使比赛更公平,也更有观赏性。用偏学术的语言来说,性别被视为一个二分变量(dichotomous variable),数值只有两个,男,或者女,控制这个变量,能够更准确地传达竞技项目的本意。除了性别这个在绝大多数项目中都被控制的二分变量之外,在举重,柔道等比赛中,选手们按照体重加以分组,以减少体重这一因素对比赛公正性的影响,只是分级较多,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变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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