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人在旅途, 城市心情, 都市印象 > 我们所不了解的香港另一面

我们所不了解的香港另一面

2010年3月25日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戴维•皮林 译者/何黎

谭建威(音译)家的天花板很高。但不幸的是,这间单人房的长度或宽度都赶不上它的高度,里面挤着他、太太和12岁的儿子。房间大约35平方英尺,后墙上固定着两张双层木床,一台不大的黑白电视机摇摇欲坠地摆在架子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床头柜。整个房间让人感觉更像是一个储藏室,而非住所,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衣服、缺了口的杯子、被褥、一台电扇、一卷白手纸。来客要么紧贴着门站着——这也是屋里唯一没有使用的空间——要么(像我一样)挨着谭建威坐在双层床的下铺。

谭建威是一名退休的灯泡厂工人,上世纪60年代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香港估计有10万人像他这样,居住在隔间大小的公寓里。有些耳背的80岁老人Dai Yun-po和63岁的Kong Siu-gau的家,距离谭家乘计程车(如果你支付得起的话)很近,他们的居住条件更是骇人听闻。手头拮据的退休建筑工人们睡在用铁丝网围成的笼子里,顶棚低到直不起身子来。在这里,他们必须与其他十多名“笼民”挤在一间斗室里。我到的时候,他们全都在站着看电视(因为没有坐的地方)——播的正是最新一期《福布斯》(Forbes)亿万富豪榜。如果Dai和Kong是条狗的话,动物权益保护人士多年前就会为他们鸣不平了。

诚然,这些都是香港贫困现象中的极端例子。但作为一个以摄人心魄的港口景致和发财机遇闻名的城市,香港有许多悲惨境遇值得一谈。香港拥有700万人口,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美元,其中123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收入还不到低得令人绝望的工资中位数的一半。香港的收入再分配可谓是敷衍塞责,如果撇开这点儿有限的影响,香港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用以衡量收入不平等性)是亚洲表现最糟糕的(甚至比印度和中国内地还差)。

许多香港人每月的生活费仅有数百美元,在这个屡屡创下全球最高租金纪录的拥挤城市根本不够用。Kong笼屋的月租金为160美元。由于没有做饭的地方,他在外卖上的花费远不止这个数。

香港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基本上不太为人所知。若不是政府补贴住房容纳了四成的香港居民,情况会糟糕很多。实际上,数千名养老金领取者要靠捡垃圾来维持开支。作为亚洲最为繁荣绚烂的城市之一,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与其它地区一样,香港受到了中国内地低成本竞争的重创。上世纪80年代,香港迅猛发展的经济吸引了很多内地人前来。香港社会服务联会(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的蔡海伟(Chua Hoi Wai)估计,香港制造业当时大约有100万个工作岗位。随着这些岗位逐渐流入内地,这一数字已降至20万。工人的月工资水平,也从激动人心的80年代的1300至2500美元,降至700美元。蔡海伟表示,工资中位数10年都不见涨,而中高收入人群的薪酬却直线上升。

其次,香港地价一直被人为保持在高位。地产大亨和私人业主在香港不民主的立法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香港政府每次只拍卖极小一块地,因为再没有什么比负资产更让那些有权有势者恼火的了。建造新的公共住房、并低于市场价出售的计划已遭冻结。著名政界人士梁振英(C.Y. Leung)形容香港人正被分为两类:拥有房产的人和没有房产的人。

第三,香港拥有小政府的传统,信奉“积极不干预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尽管人们赞扬自由市场的理念,称其为香港作为金融中心获得成功的关键,但如果你住在一个笼子里,积极不干预政策对你就没什么好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没有公共养老金、失业救济金、或者伤残津贴。迄今为止,也没有最低工资。政府支出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的16%左右。现在,你知道瑞典人把另外的34%花到哪儿了吧。

民主活动人士、大学讲师张超雄(Fernando Cheung)表示,许多香港穷人都是来自内地的移民。他们当初逃离了贫穷、动荡和专制,习惯了被当作“客体,而非主体”。这使得他们能够吃苦,很容易满足。

谭建威就符合他的描述。谭建威不后悔从内地逃到香港,尽管他现在一贫如洗,生活条件很糟糕。但在偶尔回广东省后,他的确意识到自己阔别了半个世纪的祖国越来越富裕。他承认,那里大多数人比他生活得好。“就连他们的厨房也比我的家大,”他表示。但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语气中全无艳羡之意。

  1. 2010年4月24日22:34 | #1

    有好的一面,也会有不好的一面

本文的评论功能被关闭了.